作为一个同当事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一分区史研究人，我最初接触朱遵斌一案的有关史料的时候，对杨成武充满敬佩之心。因为我认为他在对他的老部下朱遵斌的问题上采取了慎重和拖延的态度。
先从事情的起因谈起。
1940年的2-3月间，一分区发生赵玉昆叛逃事件后不久，接管赵玉昆原塘湖一带驻地的是三团，那一团哪里去了？当时一团两千余人在团长宋玉琳、团政委朱遵斌带领下，奉命集中阜平，同四分区五团（团长陈祖林、团政委肖锋）在一起，组织南进支队。南进支队司令员陈正湘、支队政委四分区政委刘道生、支队参谋长晨光。加上来自冀中军区的一个旅，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亲自带队，奔赴晋东南参加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的“反顽”战斗。
在这场连续的战斗中，陈正湘指挥的一团、五团都表现不错。特别是一团，在3月8日的关键战斗中，宋玉琳、朱遵斌亲自带领一团的二营、三营，直接冲进朱怀冰九十七军军部，将朱怀冰的老巢一锅端掉，活捉了朱怀冰的参谋长和三姨太。
问题就出在一团将朱怀冰的老巢端掉时，并没有缴获到大量钱财或“金银细软”。这是后来杨成武怀疑朱遵斌并给朱遵斌定罪的重点。因为自红军时期起，军队打仗与筹款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可是养军队的活命钱。到了八路军时代，这个传统也延续了下来，八路军打到哪里，缴获品就是“以战养战”的经济基础。
1940年6月陈正湘率南进支队返回晋察冀（罗文坊回忆说，南进支队回来前。刘邓首长要将能打仗的陈正湘留下来，聂不同意），无论陈正湘还是老一团，都没有回到一分区。这期间我们知道的，是一团被留在四分区所在的平山县，聂老总领导进行总结休整。所以在1940年8月开始的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一分区的部队行列中没有出现一团的身影。
最初，当时在晋东南或回到晋察冀军区有没有提出朱遵斌“贪污”的问题，看来是没有。因为在涞灵战役以前朱遵斌不曾有任何问题出现。
按照常理，如果是朱遵斌真的在“反顽”战斗中犯了经济问题。那应该当时就会被提出来，起码支队司令陈正湘会有所耳闻。但他一点也不知道。一团从晋东南一回到一分区，杨成武如果接到举报说朱遵斌有经济问题，那应该当机立断马上采取组织措施，将主要当事人聚集在一起问个明白。而不是非等到涞灵战役结束后。在“反顽”过去了七个月之后、回到一分区四个月之后才采取组织措施。“捉贼捉赃，抓奸拿双”。时间越长。这问题就越难查清。
进一步说，如果聂荣臻感到朱遵斌的问题事态严重，而且掌握有朱遵斌贪污的确凿证据，那一团从晋东南一回到晋察冀军区，不必非等到回一分区，作为军队最高领导人的聂荣臻就有权在晋察冀军区采取措施。人赃俱获才是最重要的。一年后才割马鞍子获取罪证。结果任何罪证也未获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令人费解。
所以在我看来，事情明摆着，聂老总对一团晋东南战斗中的朱遵斌印象不佳。对杨成武一再施加压力，要杨成武对朱遵斌采取措施。所以，聂老总的定性和催促，无疑是杨成武后来严厉处治朱遵斌的主要动因。但杨成武自从宋玉琳、朱遵斌带领一团回到一分区，在时间上一拖再拖，并没有采取任何组织措施。从9月的涞灵战役开始打一直到年底，杨成武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拖了整整四个多月，直到实在拖不过去了，才在年底对朱遵斌的问题采取措施。
杨成武认同聂荣臻对朱遵斌的评价，并不是一开始就盲目认同的，他要有一个观察过程。对杨成武来说，好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在实践中的观察过程长达四个月之久。最后杨成武认同聂荣臻的判断，主要就是一团在涞灵战役中的不佳表现。
如果在今天客观地问：当年，杨成武对朱遵斌的怀疑有合理性吗？当然有。而且有先例。杨成武怀疑朱遵斌犯经济问题，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事出有因。因为在这之前一团也出过经济问题，而且犯错人也是老资格的红军干部。
1939年秋，杨成武、袁升平召开一分区“反不良倾向”营以上干部会议，就是将一团1938年4月-8月东征冀中期间两个私分500元法币的一团红军营级干部（一个是外号“大洋马”的教导员、一个是特派员）以严重处分。当时一团的两个领导，团长陈正湘、团政委王道邦，并没有因此承担领导责任。